聪明药惹质疑
争议漩涡中的“聪明药”
争议漩涡中的“聪明药”
尽管争议不断，但人们对认知增强剂确实有很大的需求量［这些药物原本是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等疾病］。2007年，一篇调查报告指出，在过去12个月中，美国有160万人并非为了治病而服用过处方兴奋剂。合法的精神兴奋剂包括苯哌啶醋酸甲酯 (methylphenidate，即利他林)、安非他明(amphetamine)及莫达非尼(modafinil)。据报道，在某些学校，1/4的学 生都在服用这些药物。去年，《自然》杂志发起的一次网上调查显示，来自60个国家的1,427位科学家中，20%的人表示服用过苯哌啶醋酸甲酯、莫达非尼 或β-受体阻断剂(能减轻怯场反应)。总的来说，人们使用上述药物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注意力。通常，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和医生来获取药物(一些药物是为医治某类疾病而研发的，但医生有时会用它治疗其他疾病，不过制药厂商不能宣传药品说明书上未提到的用途)。
人们对这些化学药品的需求量，可能会随着人口老龄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加剧而增长。神经技术工业组织(Neur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执行主席扎克·林奇(Zack Lynch)解释说：“如果你生活在美国波士顿，现年65岁，退休储蓄急剧减少，你就不得不继续工作，保持机敏、高效的工作状态，以便与印度孟买的23岁年轻人竞争，这时你也许会感到压力巨大而求助于药物。”
最近，相关部门打算拟定道德准则，规范认知增强剂的使用。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假设这些药物真的有效，确实能改善某些认知功能，如注意力、记忆力、规划能力和推理能力等。很多人认为，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伦理学家就有必要考虑，这些药物得到普遍使用后会引起哪些衍生效应。2002年，这种想法导致了一个新学科——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的产生，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认知增强剂和相关装置(如大脑移植物)引起的道德和社会问题。
去年，一些伦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从一个极具争议的角度撰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他们提出，人们应改变“药物只能用于治疗疾病”的传统观点，并探讨了药物在疾病治疗以外的应用前景。他们认为，如果能在健康人群中证实精神兴奋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些药物就可能广泛用于提高智力水平，让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中表现得更好。在这篇评论文章中，科学家引述了多项研究，表明某些精神兴奋剂的确能改善包括记忆力在内的多种认知功能；他们认为，认知增强剂就像“教育、良好的卫生习惯和信息技术一样，都是人类提高自我能力的一种方式”。
6个月后，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 ——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又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了另一篇评论文章，对认知增强剂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讨论。哈里斯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位生物伦理学家，也是《医学伦理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和《强化进化》(Enhancing Evolution)一书的编辑。他在评论中指出，如果连儿童服用苯哌啶醋酸甲酯的安全性都得到证实的话，对于那些想用该药物来提升大脑能力的成人来说，它也应该是完全无害的。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哈里斯还谈到，他预计政府对此类药物的限制将逐步放宽，如果不出现安全问题，苯哌啶醋酸甲酯(目前是一种处方药)最终可能会像阿司匹林那样，成为一种非处方药。
但哈里斯的观点受到了广泛质疑。一些研究人员和伦理学家怀疑，这些能调节认知过程的药物是否真的安全到，可以像镇痛药或咖啡和茶那样向大众销售。
詹姆斯·斯旺森(James Swanson)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科学家，曾参与两种治疗ADHD的药物(安非他明和莫达非尼)的临床试验。他说：“我认为，人们还不了解当很多人都可以随便服用这些药物时可能产生的风险。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对药物成瘾，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服用这类药物而导致智力下降。这就是我反对把这类药物变为常规药物的原因。”面对这些问题，英国内政部雇佣了一个顾问团，请他们评估认知增强剂的潜在危害，以及是否需要制定新的管理条例以避免危害的产生。
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些争论其实毫无意义，因为除了不断进行枯燥乏味的练习外，也许根本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智力。一些科学家曾试着开发能逆转痴呆症患者记忆丧失过程的药物，但他们认为，利用药物来提升健康人的认知能力不过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并不担心认知增强剂会对个体健康产生影响，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哪种认知增强剂可以让我们担心，”鲁斯科·布特求拉德兹(Rusiko Bourtchouladze)如此评论道。布特求拉德兹写过一本关于记忆科学的畅销书，还曾与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一起从事过神经信号传导方面的研究(坎德尔正是凭借这项研究获奖的)。他认为，“现在谈论增强认知能力还为时过早，这类药物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不会出现。关于这类药物的谣传实在太多了。”
从这一角度来看，记忆是由人体内各种化学信号、酶、蛋白质的相互作用产生的，这个复杂体系通过自我调节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如果人不生病，这种平衡就不会受外界干扰。通过补偿缺失的重要化学分子，也许可以阻止痴呆症引起的思维能力下降和对他人身份认知能力的丧失。从总体上看，对于痴呆症患者而言，这种人为干预利大于弊。而打乱健康人体的平衡，则可能导致意外后果：举例来说，长期记忆方面的任何改善，都可能会因为工作记忆能力的下降而被抵消(长期记忆主要存储久远事件，如童年时光和去年的假期生活，而工作记忆相当于大脑的记事簿，主要存放电话号码等暂时记忆)。
一些评论家在讨论认知增强剂的伦理问题时，把人们对这些药物的担心归因于“思辨伦理学”(speculative ethics)。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纳米技术及其他新兴技术领域。伦理学家、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尚未问世的技术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上(如聪明药泛滥、纳米机器人摆脱人类控制等)。荷兰鹿特丹大学的玛阿提·谢尔纳(Maartje Scherner)及其同事在《神经伦理学》杂志上表示：“关于人类认知增强剂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过高的期望和夸大的技术宣传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