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原始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近20年来，西藏高原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了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三个不同时代的原始人类的文化遗物。从这些文化遗物中表现出来的西藏的原始文化，既有地方特点，又与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再一次证明：被雪山封锁的西藏高原，自远古时代就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地方；高原上的原始居民，也不仅仅是在西藏这个古代中国的小经济文化区内进行活动。他们一直在努力开辟通向中原的道路，因而与中原的人民建立了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

一、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

的原始文化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藏就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物。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等，主要发现于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阿里日土县的扎布和普兰县的霍尔区等地。发现的石器均为地面采集，所以无法判断出准确的年代。西藏自治区考古工作者根据这些石器的形制和制作工艺的特点，初步判断它们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文化遗物。《西藏自治区文物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文物出版社。对此，学术界还没有提出什么异议。

西藏的旧石器，石片厚大，质料多为角岩，又不与细石器共存。石器的形制体积大，多由狭长的石片或宽大且长的石片制成。对比之下，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和四川汉源县富林遗址发现的旧石器形体都比较细小，很像细石器。《四川汉源县富林镇旧石器文化遗址》，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3卷4期；《河南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文物出版社。从石片的质料来看，甘肃、宁夏、江苏、河南、广西、内蒙等地的旧石器多用石英岩或燧石制成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一章“旧石器时代”部分，1984年，文物出版社。，而西藏的多用角岩，这些不同点可以说明西藏的旧石器有独自的地方特点。

不过，从总体来看，西藏的旧石器又与中原的旧石器有着共同的工艺传统，是属于同一个体系的文化传统。

大家知道，我国各地的旧石器文化有非常显著的共同特征：石片石器在石器中占绝对多的数量，而且保留砾石面。同样，西藏申扎、双湖一带以及其他地方发现的旧石器也大多以石片石器为主，并保留着砾石面。《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据安志敏等人研究，藏北申扎、双湖一带的旧石器同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着密切联系，“例如椭圆形的长刮器、长条形圆头刮器和尖状器等，均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遗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同时相似的器形也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山西沁水下川遗址”《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

藏北申扎、双湖一带发现的旧石器与定日苏热发现的旧石器相比，在制作工艺上有共同之处，说明它们是同一个原始文化系统的遗物。从时代上看，定日苏热的旧石器的时代可能比申扎、双湖一带的早一些，表现在后者的器形和加工工具比前者有更进步的性质。同上。定日苏热的旧石器的类型和加工方式，同样与我国内地旧石器比较相近，尤其与华北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石器近似。甚至有人认为“定日旧石器中某些类型，可以从中国猿人文化中找到其祖型，因此，可以设想，定日旧石器源于内地”《从近年新发现看西藏的原始文化》，载《化石》1981年第2期。。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与印度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有明显的不同。例如与西藏毗邻的印度的聂瓦斯早期或晚期的文化中，早期石器粗大而有手斧，晚期有长石片做的端刮器，这些在西藏的旧石器中都未见到。《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正如安志敏等人指出的那样，“巴基斯坦的梭安(Soan)文化和印度的聂瓦斯(Nevasian)文化都和西藏的发现(指旧石器)有着显著的不同”，两地的旧石器文化“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同上。。在考古实物的证据面前，西藏与印度“文化同源”或“种族同源”之说不攻自破。过去藏族史籍中普遍记载的藏族源于印度释迦王系之说见藏文史籍《智者喜宴》、《布顿佛教史》和夏格巴《西藏政治史》中有关“种族”部分。，显然是佛教徒的附会之说，没有什么可信的依据。

在国内，自宋代欧阳修开始就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藏族源于古羌人。《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本西羌属。”有的甚至提出“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姚薇元：《藏族考源》，载《边政公论》第3卷第1期，1944年1月出版。。古羌人与藏族的祖先确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但我们不能以此推断出从旧石器时代起就生息在西藏高原的原始人类都是河湟地区迁去的古羌人。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违背民族形成的客观规律。上万年前西藏既然有原始人类居住，就必然有土生土长的土著居民。这些土著居民无疑是在河湟地区古羌人西迁之前就存在于西藏高原的。藏族应是在这些土著居民与许多古羌人长期交错杂居、相互同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西藏的考古发现就证明了这一点。

二、从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

早期的原始文化从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西藏的原始文化主要是细石器。

西藏高原的细石器最早在1956年7至8月发现于黑河地区。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载《古脊椎动物学报》第2卷第2—3期，1953年。这次发现的细石器数量很少，只有一件长方形的石核(锥形小石核)和一件半圆形刮削器。1966年7至8月，在聂拉木县境内，亚里和羊圈两个点发现了一部分细石器《西藏聂拉木县发现的石器》，载《考古》1972年第1期。，其时代被定为中石器时代或稍晚于此一时代。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高原申扎境内的珠洛勒、卢令和双湖境内的玛尼、绥绍拉等处发现了156件细石器见《考古》1979年第6期。，其时代被定为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另外，据报道，在西藏阿里地区的日土和普兰两地也有细石器发现见《西藏自治区文物工作三十年》。，尚未见详细报告。

上述地区海拔高度均在4300—5200米之间，是世界上已知的发现细石器地点中海拔最高的地方。至今这些地方人烟稀少，具有“藏北无人区”之称。过去，人们对这些地方会不会有古人类的足迹有疑问，上述细石器的发现，证明了今日人畜罕至的藏北高原，也是原始人类活动的地区。

西藏高原发现的细石器从总体上分为石核、石片、刮削器三大类。其中石核又根据其制作工艺和形制的不同，可以分为楔形、锥形和柱形三类；石片也有细石核石片、石叶、石片三类；刮削器有长刮器、短刮器、圆刮器、双边刮器、复刃刮器五种。石器的质料有碧玉、玛瑙、水晶、玉髓、火石等。

西藏高原的细石器虽然分布广泛，却自成一个系统。如藏北申扎、双湖一带的楔状石核与聂拉木亚里发现的楔状石核相似；藏北的船底形刮削器与聂拉木亚里的圆头刮削器比较接近《西藏细石器新资料》，载《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册，1980年，科学出版社。；各地的细石器都不与陶器共存，也不与旧石器相混。所以说，它们是同一个系统的原始族群的遗物。

从采集的石器标本来看，西藏的细石器具有某些明显的地区性特点。例如，申扎、双湖一带的圆体石核中，“带侧翼的圆锥形和棱柱形，半圆的锥形和柱形，以及斜面圆锥形均为其他地区所罕见”《考古》1979年第6期。。但是，西藏的细石器同旧石器一样，并不是孤立发展的，它同我国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又有着一定的共性和渊源关系。现分述如下：

藏南聂拉木县发现的文化遗存，与陕西大荔沙苑地区的发现相比，二者除都有占很大比例的细石器外，还有多少带有旧石器外貌的石片石器，如聂拉木的圆头刮削器，就很像我国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所见的类似制品。此外，二者都未发现磨制石器和陶器等物。《西藏聂拉木县发现的石器》。

一种在西藏细石器中具有特点的遗物——楔形石核，在申扎、双湖《考古》1979年第6期。、那曲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聂拉木亚里同上。均有发现。其中，在申扎、双湖一带的细石器总数中，这种石核占45.74%。这种细石核在我国中原和其他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如山西沁水下川，河北阳原虎头梁，黑龙江昂昂溪榆树，牡丹江虎头山，辽宁林西，内蒙古多伦三沙梁、东苏尼特、阿布德伦台、大义发泉村，新疆罗布淖尔等地均有发现，甚至河南安阳后岗龙山文化中也出土了一件类似的石核。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

由此可见，西藏的细石器文化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有的考古学家认为：“西藏高原的细石器出现较晚，又缺乏更原始的器形，当是承袭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而发展成具有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见《考古》1979年第6期。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细石器最早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但西藏至今没有发现细石器与旧石器共存的情况，二者互不相混，不但分布的地点不同同上。，石器的质料、工艺和器形也各具特征，明显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文化，二者之间看不出有什么明确的承继关系。与此相反，我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与细石器之间有较明显的承继关系。而且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已出现细石器的雏形，像峙峪遗址，就是亚洲范围内包含细石器最早的遗址(距今2800年)。出土典型细石器的下川和虎头梁遗址也被认为是属于旧石器晚期的末叶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其年代比西藏细石器早得多。西藏至今没有找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而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又都是典型的完全成熟的细石器，这就否认了这里的细石器是本地形成的可能性。据有关考古专家证明，“华北黄河流域是细石器起源的真正中心”同上。。西藏的细石器就其工艺传统而言，应当说是源自华北黄河流域。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文化

西藏的原始文化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其地方性特征和与中原有一定联系的特点，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如昌都卡若遗址，它是西藏境内第一次科学发掘的遗址。在这个遗址中不见构成我国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特征的鼎、鬲、规鬲等三足器和豆、簋类圈足器。在房屋建筑方面，卡若遗址晚期文化堆积层中发现了一座卵石墙的房址(F6号)。《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9期。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原始社会建筑中独一无二的建筑结构。这些文化特点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上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有别于中原及其他地区原始文化的民族共同体正在酝酿和萌芽之中。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同文献记载、民族学材料相印证的结果表明，这个原始的民族共同体与今天的藏族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1.从卡若遗址出土的石锄、石铲、石犁等生产工具和发现村落遗址、陶器、粟米等分析，当时的居民无疑是定居的原始民族，农业是他们的主要经济。又从遗址中发现石矛、石簇、投掷用的石球等武器和发现狐、猪、獐、马、鹿、狍、牛、黄羊等动物的骨骼材料来看，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中，畜牧业和狩猎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根据藏文史书《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拉达克王世系》等和汉文史籍的记载，可以推知，藏族的先民曾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卡若遗址出土的实物资料证实了后期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2.卡若遗址虽然紧靠鱼产丰富的澜沧江，但遗址中却不见一件捕鱼的工具，也不见一根鱼骨。与此相反，澜沧江中下游云南境内的云县忙怀《云南云县忙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考古》1977年第3期。、景洪附近的曼蚌囡宋兆麟：《云南景洪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65年第11期。、孟连老鹰山马长舟：《云南孟连老鹰山的新石器时代岩穴遗址》，载《考古》1963年第10期。、景洪附近的曼运宋兆麟：《云南景洪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65年第11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了网坠，其中孟连老鹰山出土的44件生产工具中就有35件是网坠。曼运遗址仅一平方米范围内就拾到网坠十多件。同一条江河流域的同一时代的文化遗址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文化差异?笔者认为，这当与原始社会末期不同原始民族共同体有着不同风俗习惯有关。据云南考古工作者研究，澜沧江下游的景洪曼蚌囡遗址和曼运遗址等是古代“百越”族群的文化遗留，澜沧江中游的忙怀遗址是“百濮”族群的文化遗留。李昆声：《云南原始文化族系试探》，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它们与卡若遗址的主人是属于不同系统的原始民族共同体，所以，反映在生活和生产上有吃鱼和不吃龟、捕鱼和不捕鱼的差别。目前西南各民族中唯藏族明显有禁忌吃鱼和捕鱼的风俗习惯，因此，卡若遗址的主人至少与藏族有较密切的文化关系。

藏族禁忌吃鱼的习惯由来已久。据研究这与水葬习俗有关系。安世兴：《简论藏族的丧葬与禁忌》，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藏族的水葬是将尸体剁碎后抛入江河中，让鱼吃掉。这样，人们自然视鱼类为吃尸的动物，如果人们再去吃鱼，就等于间接地吃人肉。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藏族不吃鱼的禁忌可能与藏族古老的苯(bon)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苯教早期崇拜的神中有一类神称“龙(klu)”，这种神一般被认为生活在水中、海中，其象征性的动物有鱼、青蛙、蛇等。既是神，当然就不能吃。无论是水葬俗还是对“龙(KIu)”神的崇拜，在藏族历史上由来很早。水葬俗据藏文史籍记载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载，第七代吐蕃王止贡赞普的“尸骸置于有盖能启的铜箧之中，抛于藏布江之中央”。，唐代吐蕃王朝初期就已存在。至于苯教谁都知道，它根源于藏族的原始社会。所以藏族不吃鱼的习惯很早就形成了。从卡若遗址靠近鱼产丰富的江河而没有发现鱼骨和捕鱼工具来看，应当说卡若遗址的主人与现代藏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3.卡若遗址的房屋建筑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江道元：《西藏卡若文化的居住建筑初探》，载《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其中F8即中期建筑，已经不依靠竖穴，而以木柱构架支撑以提高空间，初具现代藏族的梁柱房屋结构形式。尤其是使用擎檐柱来承托出檐的构筑方法，乃是现代藏族地区流行的构筑方法。卡若遗址所在的昌都地区(包括卡若村)的藏族，至今还普遍运用这种建房方法。此外，晚期的房屋建筑中有一种石头建筑，比一般半地穴式的建筑要大一些，每边的长度在5.5米左右。它的复原被认为是干栏式楼居同上。，又称“井干式”。这类房屋在现代藏区也到处可见。一般楼下关拦牲畜，楼上住人。其中的“井干墙”即墙身全部采用圆木，层层叠压十字咬接。藏族称这类房为“崩安”，具有很好的防震性能。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房屋“已经是现代石墙平顶的藏式房屋的雏形”《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的问题》，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研究，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出卡若文化与现代藏族文化的密切关系。如果说“卡若文化可能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上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的问题》，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那么它在藏族先民的文化中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当然，卡若文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它是不同的文化在该地区经过长期交往的结果。以往有的学者总是习惯于把西藏的原始文化作为河湟(甘、青地区)传去的一支，忽视了土著文化存在的因素和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由于对甘青一带氐羌系统的文化遗存比较熟悉，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甘、青与西藏之间的文化比较上。西藏有些原始文化因素与甘、青地区的考古发现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反映出这两个相邻的地区在原始时代的关系比较密切。不过，当我们进一步追溯其根源时，却发现西藏的原始文化中有些因素明显是中原文化的影响，甘青地区不过是中原文化向西藏传播的通道而已。下面仍以卡若遗址为例说明这种关系。

1.据文献记载，藏族古代主要种植青稞等农作物(《新唐书•吐蕃传》、《隋书•附国传》均有记载)。至今藏族的农作物仍以青稞、小麦等为主，很少有粟米。但卡若遗址中却发现了大量的粟米见《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

根据考古发现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粟的国家。迄今为止，全国发现有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共有25处之多。这些遗址大部分分布在我国黄河流域。其中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其年代都在公元前5000—6000年之间。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载《文物》1983年第9期。磁山遗址出土的古粟距今有7300多年，不仅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粟，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粟。可见，我国中原地区是粟米的最早发源地。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的粟米是怎么来的呢?据研究，我国的古代粟米在中原地区人工栽培成功后，大约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由中原地区向西传播，甘、青一带的氐羌系统的先民可能最早接受了古粟的生产技术。因为甘肃永靖大何庄(3700年)《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3期。、马家湾(3200年)《齐家文化是马家窑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载《考古》1976年第6期。和青海乐都柳湾(3400年)《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藏》，载《文物》1976年第1期。等遗址中均有粟米出土。然后通过甘、青这个西北高原地区的中介地，古粟的生产技术又分别向两个方向继续传播：一个是“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以致传遍整个欧洲”吴梓材：《古栗考》，载《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一个是经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区(卡若遗址经放射性碳素测定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向东南亚传播。见《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由此可以推知，种植粟米最早是中原地区的原始居民所发明，种粟文化经过甘青地区向南传播；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的粟米，显然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

2.各民族都有不同风格的建筑形式，这在原始社会已可略见端倪。西藏昌都县卡若遗址经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发掘，共发现了数十座几种不同结构的房屋基址。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二章“新石器时代”部分，1984年，文物出版社。其中第一种，方形半地穴式木骨泥墙建筑，东西长3.4米，南北宽1.9米，穴深0.4米。房内有一层踩踏后形成的地面，平整、坚硬。地面上保留一层厚0.3—0.5厘米的炭灰和白灰烬。这种建筑形式考古学上称“半穴居房屋”或“半地穴式住房”。有人曾把这种建筑形式列入“氐羌原始文化的因素”李昆声：《云南原始文化族系试探》，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不无道理。因为，黄河上游的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半地穴式住房。不过，当我们翻开最新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中第二章“新石器时代”，全面审查半地穴式住房的来龙去脉时，却发现这种原始的建筑形式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例如河北武安县磁山遗址，是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早的遗址之一，其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600百年之间，这个遗址中就发现了半地穴式窝棚。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二章，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卡若遗址中半地穴式住房的复原也是窝棚式的原始建筑。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半地穴式的房屋形式和建造方法，自公元前5000年左右到公元前3000年，持续了2000年左右。一般分为圆形半地穴式和方形半地穴式两种。同上。

在黄河中游地区，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他们住着半地穴式的圆形房子”，“室内的地面上大都涂有一层白灰”尹达：《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二版。。卡若遗址F4半地穴式住房室内地面上也有一层白灰。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半地穴式的建筑形式，可能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有关研究古代建筑的学者也承认：“从卡若文化和相邻地区原始文化居住遗址的典型结构复原中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藏族先民的原始氏族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虽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系统，但与黄河中、上游的新石器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它们的房屋建筑发展的趋向大致相同。”江道元：《西藏卡若文化的居住建筑初探》。这一点，可以从昌都卡若遗址建筑形式的演变序列同中原地区的比较中得到证明：

卡若：(穴居)→半穴居〈深浅→地面建筑木骨泥墙→木结构体系架空楼居→碉房建筑体系

中原：穴居→半穴居〈深浅→地面建筑木骨泥墙板屋土墙→木构架体系

从这个简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共性特点是主要的，只是到了晚期才出现较明显的不同个性特点。

3.众所周知，鼎类三足器是中原华夏族创造的富有特性的器物。西藏卡若遗址中未发现这类器物，表明卡若遗址是一种与中原文化不同的地方文化。但是，我们也发现，卡若遗址中出土的某些器物的特点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某些器物有明显的相近之处，当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例如，卡若遗址出土的一批磨制的石刀(共20件)，大部分是穿孔石刀，其中包括半月形的石刀。见《文物》1979年，第9期。这类穿孔的半月形石刀在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某些遗址中均有出土。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二章，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两地的差别只是表现在穿孔方法和刀刃所开的部位不同而已。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的花纹，既有它自己的独特风格，如剔刺花纹等，又有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陶纹，如绳纹和篮纹等。卡若遗址的陶器大多用手制和泥条盘筑法以及以平底器为主的特点，也与仰韶文化相同。这些相同的部分至少表明两地的文化曾存在过相互交流或影响的关系。

四、文献材料上的印证

西藏的原始文化自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某些重要考古学特征上与我国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相同之处，这绝非偶然的巧合。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我国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当是黄帝族的文化。见《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86页，1965年，人民出版社。众所周知，黄帝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是指个人，而是代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是后来华夏文化的创造者。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这里所谓“子”或“人”当是代表着不同的氏族、部落集团。其中两个“子”，“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山海经•海内经》中也说：“黄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据尤中先生考证：“江水”、“若水”即指今金沙江、雅砻江流域一带。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族》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如此看来，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原黄帝族系统的某些氏族部落群就曾向西藏高原的东端雅砻江、金沙江流域一带迁徙，与当地藏族的先民发生过联系。

据藏族的文献记载，藏族的祖先由“猕猴变人”之后，最早形成四个氏族(mi bu rus ozhi)或六个族系(mi bu rigs drug)。当时的藏族社会没有“王”(rgyal po)，人们以采撷为生，说明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按藏文文献记载，这些氏族或部落分别居住在雅隆河谷的索塘、泽塘、约卡久塘、赤塘等地。见《智者喜宴》、《朗氏宗谱》、《松赞干布遗训》等藏文史籍。这些地点均在雅鲁藏布江流域。迄今发现的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几个主要文化遗址(除卡若外)都集中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包括林芝、墨脱、拉萨等地发现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当是古代藏族四大氏族或六个族系的文化遗留。林芝地区1975年9月发现了一个包括颅骨、下颌骨、寰椎、枢椎、股骨的女性人骨《林芝人及其文化遗物》，载《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册，1980年，科学出版社。，俗称“林芝人”。其股骨内侧的关节面上发现了一个附加的小关节面，据古人类学者研究，这附加的小关节面可能是由于长期蹲踞习惯而造成的同上。，所以又称蹲踞面。大家知道，目前西南各民族中唯藏族妇女才有蹲踞的习惯。由此可见，“林芝人”应是藏族的祖先。另一方面，“林芝人”的头骨颞线所在的位置，比较接近现代华北人和资阳人。枢椎的测量结果表明，“林芝人”比较接近殷代中原人，从下颌枝最小宽度的比较来看，“林芝人的族源关系接近于汉族和藏族”《林芝人及其文化遗物》，载《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册，1980年，科学出版社。。新石器时代藏族的先民与中原地区的居民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否则不会在体质上产生如此相近的特点。

总之，西藏高原的原始文化自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与中原地区原始文化有某些相似，不是偶然的，这正是西藏与中原互相接触、互相影响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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